作為一名環保工作者，我與南水北調有著不解之緣……

    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南水北調工程關鍵在治污、重點在治污、難點在治污。在一次工作會上，時任分管省長趙克志同志半開玩笑地指著我說：“調你來就是為了南水北調治污，這件事干好了，山東省政府給你記功，干不好先拿你是問！”

　　我是1980年上大學的，歷經本科、碩士、博士先后十余年學習，研究水污染控制，畢業后分配到青島建筑工程學院（現青島理工大學）工作，歷任給水排水教研室主任、環境工程系主任、院長助理、副院長等職務，總體還是從事水環境保護領域的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2000年6月23日23時左右，突然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對方在核實我的身份后，沒有任何寒暄就直接說道：“省委研究決定調你到山東省環保局擔任副局長，您有什么意見嗎？”我當時的第一感覺是有人搞惡作劇，但是對方語氣沉穩，讓人毋庸置疑。我問：“是研究決定嗎？”對方答：“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回答：“我是共產黨員，既然是省委研究決定，堅決執行。”

　　就這樣，我從一名水環境保護的教學科研人員走上了公務員的道路，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報到以后，我被安排負責南水北調東線山東段治污工作。

　　2000年，時值山東旱情嚴重，煙臺、威海等地不少水庫已經干涸，不得不從水庫里打井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工農業生產用水難以保障。缺水問題，成為山東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瓶頸。

　　為此，山東省委省政府積極向中央爭取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走山東。但是，當時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必經之地南四湖污染十分嚴重，局部湖區甚至魚蝦絕跡，治污成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成敗的難點和關鍵。省委省政府對治污工作非常重視，國務院領導也有“南水北調工程關鍵在治污、重點在治污、難點在治污”的指示。在一次工作會上，時任分管省長趙克志同志半開玩笑地指著我說：“調你來就是為了南水北調治污，這件事干好了，省政府給你記功，干不好先拿你是問！”毫無疑問，我當時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為了盡快掌握第一手資料，我多次赴南四湖及山東調水工程沿線開展調研，了解情況越多，心情就越沉重。

探求治污策略

　　如果不是山東嚴重缺水、必須背水一戰，這樣的工作目標真是連想都不敢想！

　　作為一名環保工作者，我非常希望抓住這樣一個十分難得的歷史機遇，高舉南水北調大旗推動山東的流域治污工作。

　　南四湖流域面積3萬多平方公里，水面面積約1100平方公里，流域內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800多人。整個流域沒有入海通道，各類廢水最終都匯入了南四湖。流域內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造紙、化工、印染、釀造等結構性水污染十分突出。

　　當時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嚴重缺乏，污水垃圾直排問題相當普遍。濟寧市有一條流入南四湖的河叫“洸府河”，可以說是臭氣熏天，當地老百姓有“聞著臭味到濟寧”的戲言。南四湖大堤內約25%的湖面已被改造為臺田和魚塘，圍網養殖數量眾多，生態環境的自凈能力遭到嚴重削弱。53條主要入湖河流污染十分嚴重，“有水皆污”是當時的真實寫照。棗莊的新薛河氨氮濃度曾經高達500多毫克每升，滕州的城郭河化學需氧量（COD）年均濃度竟高達3800毫克每升，菏澤的新萬福河、洙趙新河、東魚河更是污染事故不斷，上下游社會矛盾十分尖銳。

　　南四湖的污染狀況毫無疑問是相當嚴重的，而要在十年之內將其治理成為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調蓄湖泊，成為飲用水源地，不要說國內沒有先例，國外也沒有聽說過。如果不是山東嚴重缺水、必須背水一戰，這樣的工作目標真是連想都不敢想！

　　2000年，國家啟動南水北調東線治污規劃編制，專家們針對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實際狀況，提出了“截治導用整”的技術路線，即把污水全部截住，治理以后不再進入南四湖，在循環利用的基礎上，將尾水向東導入黃海。當然，也還有建設專門的南水北調輸水渠道，避開河湖污染的技術方案。總之，大多數專家對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尤其是南四湖治污還是缺乏信心的。我當時對這一方案不太贊成：一方面南四湖沒有入海通道，如果一定要將廢水導出，就勢必要穿越沂蒙山區或借道江蘇，經濟、社會兩方面的難度都很大。另一方面，作為一名環保工作者，我非常希望抓住這樣一個十分難得的歷史機遇，高舉南水北調大旗，推動山東的流域治污工作。

　　在多次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我提出了另外一條技術路線，這就是“治用保”策略。“治”即污染治理，實施全過程污染防治，引導和督促排污單位達到“常見魚類穩定生長”的治污水平。“用”即循環利用，建立企業和區域再生水循環利用體系，努力減少廢水排放。“保”即生態保護，因地制宜建設人工濕地水質凈化工程，積極開展河湖生態保護，努力提高生態環境承載力。這個思路得到了組織編制南水北調治污規劃的首席專家夏青同志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成為山東段治污規劃編制的技術路線。

　　2007年，山東省人大審議通過《山東省南水北調工程沿線區域水污染防治條例》，進一步把“治用保”策略上升為法律原則。

突破結構性污染

　　山東省首先從污染最為嚴重的造紙行業入手，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了第一個地方環境標準——《山東省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開啟了以環境標準倒逼“兩高”行業轉方式調結構的新路子。

　　實現“常見魚類穩定生長”的治污目標，必須首先解決造紙等傳統行業的結構性污染問題。

　　幾乎每一個污染行業都有一個國家行業性污染物排放標準。依據這樣的標準，污染行業可以比其他行業“合法地”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而不會被追究。以造紙行業為例，國家標準規定的排放限值是COD450毫克每升，比一般城市污水完全不處理的濃度還要高。造紙企業的排水量一般高達幾萬噸每天、甚至幾十萬噸每天，普遍造成了“一個造紙廠污染一條河”的嚴重局面。與此同時，由于環境問題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矛盾，造紙等高污染行業本身也深受困擾，很難再有更大的發展。在時任分管省長趙克志同志的堅定支持下，山東環保部門明確了制定出臺分階段逐步加嚴的地方環境標準，力爭用8年時間逐步取消高污染行業的排污特權，實現“常見魚類穩定生長”的治理思路。

　　2003年，山東省首先從污染最為嚴重的造紙行業入手，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了第一個地方環境標準——《山東省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開啟了以環境標準倒逼“兩高”行業轉方式調結構的新路子。

　　實施公開透明的、企業可以預見的標準體系，以數字化法規的形式宣布了落后生產力的淘汰進程。山東各大造紙企業和有關科研機構投入巨資組織國內外專家進行科技攻關，突破制漿工藝和廢水深度處理回用技術等行業環保瓶頸，整體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從2003年起，山東沒有采取行政手段關閉任何一家規模以上造紙企業，政府沒有負擔補助資金，也沒有安置下崗職工。在地方標準的引導下，企業自己走了一條轉方式調結構的路子：先進企業直接瞄準8年后的標準，投巨資突破技術難關，帶動了整個行業的轉型發展；一部分企業利用政府給出的過渡期，逐步轉變原料和產品結構，最終“換了個活法”；還有一部分企業走了與先進企業兼并重組的路子。十年以后，全省麥草制漿造紙企業的絕對數量減少了90%以上，由2002年的220家銳減到十幾家，但行業規模和利稅卻顯著提高。2013年，全省機制紙及紙板產量達到2053萬噸，比2002年增加了2倍多；利稅達211.1億元，增加了近4倍，居全國第1位；COD排放量減至2.4萬噸，減少了88.2%。目前，全省造紙企業已全部在排污口設置“生物指示池”，達到了“常見魚類穩定生長”再排向環境的治污水平。現在股市上活躍的民族資本造紙企業，基本上都是山東企業。

　　按照分階段逐步加嚴的思路，山東省又先后出臺了38項地方環境標準，形成了覆蓋全境的地方環境標準體系，推動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明顯成效。

    建立區域再生水循環利用體系

　　山東規模以上排放單位每年排放的廢水高達55億立方米，達標排放的廢水雖然還遠達不到地表水三類水質，但是已經具有了明顯的使用功能，因此做好再生水循環利用的文章，意義十分重大。

　　山東環保部門會同水利部門組織專家開展設計研究，統籌再生水生產、再生水需求、人工濕地接納能力、調蓄設施容量、氣象水文等5個邊界條件，創新水利與水環境工程聯合建設、調度技術方法，在區域尺度構建再生水循環利用體系。時任山東省水利廳廳長耿福明同志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后來的山東省南水北調管理局主要領導孫義福、王安德同志更是親自謀劃、親自推動，為南四湖流域再生水循環利用體系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截至2013年，南四湖流域先后建成21項再生水循環利用工程，共計擴挖河道198公里，新建輸水管道42公里，新建橡膠壩29個，維修或新建攔河閘116座、提水泵站81座，截蓄量達10多億立方米。再生水循環利用工程的建設，形成了大面積水域景觀，專家們通過調蓄庫塘生態恢復技術，實現COD、氨氮等主要水質指標提升一個類別，總氮、總磷去除率達50%以上，水華問題總體得到控制。2011年冬季、2012年春季，山東省遭遇大旱，各市將調蓄的再生水用于灌溉，有效緩解了當地旱情。水利部門的同志告訴我，農民利用再生水灌溉的費用由30元每畝降到了8元每畝。之前灌溉一畝地，用機井抽地下水，提水揚程約40米左右，采用再生水后，從河道中取水，水泵揚程僅需 2-3米，因此可以節約大量的電費。

　　據統計，通過再生水的循環利用，大幅削減了排入調水干線工程的污染物總量，每年可以實現削減COD、氨氮量分別約8240噸和670噸，有力保障了調水干線水質安全。

    增加流域環境容量

　　“治用保”策略的一“用”一“保”，實際上是一“減”一“增”。“減”的是污染負荷，“增”的是環境容量，這就有效化解了治污壓力，使發展中地區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解決流域污染問題成為可能。

　　規模化人工濕地水質凈化工程是“治用保”策略的重要環節，也是水環境達標的最后一道生態屏障。但在當時大家對“人工濕地水質凈化工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沒有信心，雖然國內外有不少利用人工濕地凈化污水的實例，但大多規模比較小，真正建設幾十萬畝規模的人工濕地水質凈化工程，還會遇到傳質效率、冬季效果、濕地植物收獲策略等新情況。坦率地說，當時我心里也沒有底。為此，山東省環保局和濟寧市政府聯合出資支持利用濟寧市污水廠的尾水開展中等規模的工程試驗，在此基礎上又選擇新薛河入湖口建設了5000畝的試點工程。非汛期新薛河的河水全部通過橡膠壩提升水位后，自流進入位于河灘地的人工濕地，經過大約20-30天，由濕地出口進入南四湖。當時新薛河屬于四到五類水質，經過濕地凈化后可以清澈見底，穩定達到地表水三類標準。新薛河試點工程的成功，進一步堅定了大家的治污信心。

　　至2010年，南四湖流域先后建設人工濕地水質凈化工程45項，面積合計11.7萬畝，年削減污染物COD 12273噸，氨氮1483噸，減排效果顯著。

　　在建設人工濕地的同時，我還邀請財政部門的同志和地方黨委政府領導一起，就退耕還濕、退漁還湖問題開展了一系列專題調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地方政府組織群眾把許多防洪大堤以內的自然濕地改造成了“臺田”，進入80年代，又鼓勵群眾在大湖里搞網箱養殖。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這些工作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農藥化肥和投餌養殖不僅形成了面源污染，生態破壞也相當嚴重，南四湖的環境自凈能力大大降低，成為保障南水北調水質的一大攔路虎。

　　調研中了解到，所謂“臺田”就是挖取濕地的淤泥筑成高出水面的人造“耕地”。由于地勢低，夏季洪水季節一般都會被水淹沒。所以農民也把這種耕地叫做“賭田”，通常他們每年種一季麥子和一季豆子。冬小麥可以收獲，豆子就看老天爺的臉色了，經常是顆粒無收，所以農民稱其為“賭田”。再加上這種地都在防洪堤以內，離家很遠，所以農民種地很辛苦，一年到頭，一畝地收入也就三四百元。因此只要方法對頭，退耕還濕的難度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難。

　　網箱養殖就不同了，養殖收入一般都很可觀，而且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旦取消對群眾利益影響很大。針對這些情況，我和地方黨委政府的同志一起研究，探索采取了不同的推進策略，允許地方從人工濕地建設費用中，按規定拿出一部分用于給群眾的補償。基層干部群眾非常可愛，一旦統一了思想，他們就會表現出無窮的創造力。例如退耕還濕采用了“反租倒包”的模式，就是政府租用農民的臺田，反過來再包給農民，規定只能按照濕地建設的技術要求種養蘆葦、蘆竹等水生植物，不允許施用農藥化肥，水生植物的收獲歸農民所有。農民每年的租金和濕地產品的收入比較穩定，和單純種地相比略有增加，更關鍵的是，農民基本上從耕種臺田中解放出來了，可以干些別的農活進一步增加收入，所以農民對于退耕還濕是很支持的。

　　退漁還湖的難度就大了很多。為了加快推進速度，在財政部門支持下，從省環保經費里撥出1億元，專門用于退漁補償和產業轉型補助。微山縣漁民以民風彪悍著稱，但是為了改善南四湖水質，確保調水水質安全，漁民們舍小家顧大家，流著眼淚拆除了賴以生存的養殖圍網，令人非常感動！我至今一直惦記著南四湖的生態漁業和生態旅游發展情況，只有產業成功轉型，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南四湖的農民、漁民們才會真正富裕起來！

　　到2018年，調水工程沿線已經建成人工濕地90多處，總面積31萬畝，修復自然濕地60多處，總面積27萬畝。南四湖自然岸線長度較2010年增加了53.4%，南四湖水生高等植物的物種數恢復到79種，超過了1980年代的73種。魚類恢復到52種，多年絕跡的太湖新銀魚、大銀魚、刀鱭等魚類恢復生長，成為主要漁獲物種。南四湖鳥類數量達到15萬只，甚至發現了52只珍稀水禽白枕鶴種群。

　　截至目前，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已經累計抽江水量169億立方米，調入山東省39億立方米，南四湖、東平湖總體保持了三類水質，局部水域甚至達到二類水質。應該說，東線工程治污經受住了實踐和時間的嚴格檢驗。這是黨中央國務院英明決策，原國務院南水北調辦、環保部和相關部門協調推進，調水工程沿線各級黨委政府和干部群眾奮力拼搏的結果。

　　作為一名環保工作者，我為有幸參與這一歷史過程而深感榮幸。十幾年前，每當有人問起對東線工程治污有沒有信心，我總是說自己是“謹慎的樂觀派”，我堅信東線工程治污一定會成功，但是任務確實非常艱巨。今天，東線工程治污雖然取得了積極進展并初步保障了調水水質，但是對治污成果還不能估計過高，鞏固提升治污成果、防范環境風險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應對此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和清醒的認識。

　　我與南水北調的不解之緣仍在繼續。

    作者簡介

　　張波 曾任青島建工學院教師、給排水教研室副主任、環境工程系副主任、院長助理，青島建工學院副院長、教授、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山東省環保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2009年5月任山東省環保廳黨組副書記。2009年7月任山東省環保廳廳長。2010年1月任山東省環保廳廳長、黨組書記。2016年8月任環保部水環境管理司司長。

　　現任生態環境部水生態環境司司長。